欧、虞书法对初唐书家产生了普遍的影响，这种影响力直延续至后世，“唐人楷法，如宋人文体，直至近代，犹相承用”①。然而他们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并非完全等同，自唐代以来亦发生着消长起伏的变化。以欧、虞两家而言，张怀瓘《书断》中“虞则内含刚柔，欧则外露筋骨，君子藏器，以虞为优”的评述已经表明了态度倾向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后世部分论书者在进行欧、虞书法品评时的“扬虞抑欧”现象②。而永徽以后，褚遂良楷体摆脱隋代及初唐格局，开启李唐楷书门户，习楷者遂多取褚体，则又渐成掩盖欧、虞之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晚唐、五代至宋、辽、金时期，欧、虞楷书尤其是欧体大量出现在了碑志、写经、刻经与版刻书籍以及敦煌写本中，欧体又呈复兴之势。故宫博物院藏宋拓《晋唐楷帖十一种》集册中、有传欧书小楷《佛说尊胜陀罗尼咒》、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二种。前一种并无署款，然近似欧体，《越州石氏帖》有覆刻本；后一种署欧阳询名，谓“贞观九年十月旦日率更令欧阳询书于白鹿寺”，实是伪书，因玄奘于贞观二十一年方才从天竺取经回国，署“贞观九年”显误，然其楷法精严而又宽展自如。此二种当是唐宋人所写。唐文宗开成二年（837），《开成石经》在历经四年后刊刻完成，内容包括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三礼、三传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等十二经以及《五经文字》、《九经字样》，总计114块石碑（双面刻石）、65万余字。作为唐代儒经的规范刻本，其字体亦要求采用规范的正体字，除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外，经文皆为楷书。据石经末尾题名，可知负责书丹上石者为艾居晦、陈玠、段绛等四人。石经虽出自多人之手、但总体不离欧、虞、褚楷法，劲挺端稳，与欧体尤近。艾居晦和陈玠等三人曾为四门馆学生、专习儒家经典，以其善书而被选拔来书写石经③。又，该石经每一石上下分列八段，每段约刻37行，每行10字，这样的形制是为了便于将碑文拓本装订成册，以供士子、经生阅读的需要，而这恰为以后雕版印刷书籍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。我国的雕版印刷，大约始于唐，成于五代，盛于两宋。如今为旅顺博物馆的宋代佛经写本和刻本（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残本和《摩诃僧祇律》、《开智论》残本）等与欧书体势相近。五代时雕版印刷的第一部监本《九经》即依《开成石经》作为底本进行校刻，其字体亦为欧体。据《五代会要》记载，后唐长兴上年（932）四月，明宗下诏于国子监师生中选派擅长书法之人、以端楷书写《九经》印版文字。其中能书人李鹗为后唐四门博士，官至国子丞，宋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录其楷书《后唐汾阳王真堂记》、亦称其笔法出于欧阳率更④。此后，北宋监本继承五代旧监本的传统，在字体风格上受到石经文字形体的影响。日本室町时期重刻南宋国子监翻雕五代监本《尔雅》，卷末镌有“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”题记一行宋代不论官私刻书，尤其是浙、闽刻本，在书写和刻字风格上大多采用欧体，或兼有欧、柳之意，字形略长，笔画转折轻细有角，镌雕工雅，为宋版中最佳者有如佛教大藏经北宋《开宝藏》与北宋刻递修本《汉书》100卷以及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25卷、廖莹中世綵堂刻本《昌黎先生集》40卷等。敦煌出土的晚唐写本《张淮深功德记》、《南阳张延绶别传》(887)为敦煌文书中的上品、其字体风貌近似欧阳询《梦奠帖》和《行书千字文》⑤。另如P.2482晚唐《罗盈达墓志铭》、P.2578五代后唐《开蒙要训》一卷(929)、P.2605宋初《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》等写本。结体紧密瘦敛，具欧楷之体势和笔意。五代、辽碑志中，欧体楷书亦风靡一时。近年考古发掘所得辽代帝后的哀册、碑志，都是以严整的欧体书写。
《辽圣宗耶律隆緖妃钦爱皇后哀册》
后汉乾祐三年(950)僧智谦书《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》，楷法率更，风气不减《化度寺》；辽清宁四年(1058)王诠书《四大部经成就碑记》，也多存欧氏笔意、可见欧书在北方民间的深远影响。欧阳询书法的影响不止在华夏中原，其书名自初唐即已远播东南亚。《旧唐书》本传载：“高丽甚重其书，尝遣使求之。高祖叹曰：不意询之书名，远播夷狄，彼观其迹、固谓其形魁梧耶！”前文述及的《平百济国碑》立于忠清南道扶余市即今朝鲜半岛西南地区，已是欧体。晩唐时期日本大批遺唐使团前来学习汉唐文化，此后由空海、最澄等从中国带回、呈献给嵯峨天皇(786-842)的物品中就有欧阳询书迹。嵯峨天皇宸翰《李峤杂咏残卷》，与《张翰帖》等行书墨迹风格酷似，《光定戒牒》则体现岀融合欧楷和空海行草书的特点。
② 朱关田《欧阳询和虞世南之比较》,《唐代书法考评》,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,1992年版。③《开成石经》末尾题名10行，结衔12人，其中前四行：“书石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艾 居晦、书石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陈价、书石学生前文学馆明经臣……（缺四字）、书石官将仕郎守润州句容县尉臣段绛。”以下六行为校勘、覆定字体者题名。④ 赵明诚撰、金文明校证《金石录校证》卷30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杜，2005年版。⑤ 张延绶为张淮深第三子。日本藤枝晃据斯坦因和伯希和所得《张淮深功德记》四残卷即S.6161、S.3329、S.6973、P.2762,对其进行了复原。复原图参见饶宗颐主编 《敦煌书法丛刊》第19卷《碎金（二）》，二玄社1983年初版。
